钟山清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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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敏:身为一叶无轻重 愿将一生献宏谋

来源:光明日报   更新时间:2019-01-22  

   

  于敏在工作中(1980年摄)。新华社发 

  1月16日,著名核物理学家、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,在北京因病去世。据了解,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,一直住在医院,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。这一次,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。

  “国之栋梁”“共和国的英雄”“中国人的脊梁”……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,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。于敏,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,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。

  “一个人的名字,早晚是要没有的。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,便足以自慰了。”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。但在今天,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,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。

 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,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。但在悲痛之中,他表达了一种希望:“于敏先生那一代人,身上有一种共性,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。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。”

  1.“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” 

 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,他曾说“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”。此后,于敏考取北京大学,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。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,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,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(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)工作,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。

 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,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,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。这一天,钱三强找于敏谈话,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“轻核理论组”,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。

 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,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,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。而且,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。不过,于敏没有犹豫,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“亡国奴的屈辱生活”。

  “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,也不能受旁人欺负,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,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。”于敏后来解释。

  当时,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、核威慑,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。20世纪50年代,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,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。更大的威力,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。中国要反氢弹,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。

  “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,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。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,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。”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。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,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,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。

  2.“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” 

  国际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,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,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。对于于敏而言,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。

  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,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,凭借一张桌子、一把计算尺、一块黑板、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,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,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,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,编制了计算程序,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,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 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,1965年9月,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。在上海的“百日会战”里,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,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,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。

  1966年12月28日,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。1967年6月17日,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。

 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,于敏并没有在现场,而是守候在北京的电话旁。胜利的消息传来,于敏很平静,“回去就睡觉了,睡得很踏实”。

 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,美国用时7年3个月,苏联为6年3个月,英国为4年7个月,法国为8年6个月,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。“中国闪电般的进步,神话般不可思议。”西方科学家评论。

  突破氢弹后,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、中子弹技术,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,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:“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。”

  3.“氢弹不能有好几个‘父亲’” 

  数十年默默无闻,于敏却怡然自得。他喜欢诸葛亮,喜欢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,更是将诸葛亮的“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”奉为圭臬。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,对“宁静”有着自己的理解:“所谓宁静,对一个科学家而言,就是不为物欲所惑,不为权势所屈,不为利害所移,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。”

  于敏始终守着一片“宁静”,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。他曾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错误批判,“如果我说假话,我可以轻松过关,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。”

 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:“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。他坚持真理,从不说假话。”因此,遇到争论,邓稼先常会说:“我相信老于的。”

  这份“宁静”,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。当国家授予他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时,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。当人们把“氢弹之父”的称号送给他时,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:“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、技术、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,需要多种学科、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,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,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‘父亲’。”

 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,自言是“道地的国产”。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,“土专家”不足为法,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。因此,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,但有一个条件——“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”。

 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,不要计较有名无名,踏踏实实地做一个“无名英雄”。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《抒怀》的七言律诗中想表达的那样,即使“身为一叶无轻重”,也要“愿将一生献宏谋”。

  这种胸怀与情怀,怎能不让人钦佩。周光召院士称他“毕生奉献、学界楷模”,陈能宽院士称他“敬业奉献、风高范远”。

  此刻,当我们再次回顾于敏为国家“献宏谋”的一生,再好的辞藻也无法完全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:谢谢您,佑我中华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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